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地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的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25年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认为其右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又率先深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结论。他还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这样讲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10多年失败和成功的丰富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我们党已经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的同时，不断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这样，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并发表了上述文章，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要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这一理论的提出，既科学阐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区别和政策界限，又独创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革命的相互衔接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