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国民党蒋介石也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遵义会议》（油画）
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内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换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支持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改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4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滇军调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